在东盟合作的角度下：广西绿色金融合作具备显著的区位优势

东盟(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创立于1967年8月，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政府性国际组织，目前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10个成员国，除了作为候选国的东帝汶外，已涵盖东南亚地区全部国家。除区域内部合作以外，东盟自成立以来积极寻求对外国际合作，并与中国在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同时，东盟作为2012年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发起国，还将与其他东南亚地区成员国共同推动经济开放，不断降低关税壁垒，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

随着国际“碳中和”绿色发展进程的加快，以及新冠疫情后各国绿色复苏带来的产业需求，绿色金融合作逐渐在国际合作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主流地位，包括国际绿色融资工具的发行、海外绿色产业项目的投融资、跨境环境信息披露的共享等。推动绿色资金的跨境流动，以服务于绿色低碳项目的建设发展以及区域贸易的绿色升级是绿色金融合作的重要理念。绿色金融有望成为中国与东盟在“碳中和”时期开展国际合作的优先领域之一，对提升南海与西太平洋区域高质量国际协同发展、推动各国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及建立低碳国际盟友等层面均具备重要价值。

在此综合背景之下，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最重要省份，历年来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成为推动中国与东盟生态环境合作与绿色金融开放的重要先驱。未来，广西有望继续依托其区位和政策优势，在全球“碳中和”时代与东盟建立全方位的绿色金融跨境合作体系，打造中国与东盟的区域性环境可持续发展共同体，推动“区域绿色一体化”，令国际绿色金融发展进入以东南亚地区为中心的“亚洲时代”。

中国与东盟各国素有绿色合作的坚固基础，涉及环境保护与治理、生物多样性防治、绿色产业投融资等多个重要领域。在世界进入“碳中和”进程后，东盟对绿色产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新技术和资金需求，而中国亦不断积极推动对外绿色金融开放和项目投资，各种政策措施和市场互动均为中国和东盟将来开展绿色金融深度合作提供了良好背景和优势环境。

东盟重视绿色发展的前景，但受限于技术、资金、人才、政策等条件，东盟目前在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质量和规模等方面依然较为滞后，仍存在较大的改善与提升空间。

第一，成员国绿色金融发展不平衡，除新加坡外东盟各国绿色融资发展滞后。近年来，东盟地区绿色债务融资增速较快，据《联合早报》及有关报告统计，2019年东盟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的发行量达到81亿美元，几乎是2018年(41亿美元)的两倍。其中，新加坡发行量占比由2018年的29%提升至2019年的55%，其依托作为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已成为东盟最主要的绿色金融发展领导者。

但也由此可见，东盟绿色金融发展并不平衡，除新加坡以外的成员国在绿色融资业务存量和流量上的增长缺乏动力，难以满足日益紧迫的绿色发展需求，且绿色融资占社会总融资的比例较低，绿色产业发展还没有明显成为主流的趋势。

第二，东盟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提高了投资壁垒。绿色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公园、绿道等人类居住环境内的绿化设施和生态网络、景观等生态保护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一系列涉及新能源、环境保护、生态防治所需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例如清洁发电装置、能源传输网络、清洁交通设施、污染处理设备、资源循环系统等，只有基础设施建设到位后，相关绿色产业和项目才能顺利开展。

当前，东盟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上缺乏资金和技术援助，过去亚洲开发银行与东盟成员国积极推动相关绿色基建领域的投资，例如2019年亚行通过一项“绿色和气候友好型基础设施项目”筹集了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东盟各国的绿色和包容性基建发展。但这不足以弥补东盟绿色基础设施所需的大量资源缺口，且完善绿色基建需要较高的前期投入，这在无形之中提升了外来绿色投资的进入壁垒，难以吸引外国资本流向东盟，这对于跨境绿色金融合作如何提供初期建设投入和后期持续融资提出了更高的创新要求。

第三，“碳中和”背景下东盟相关绿色产业发展亟需在新阶段提升效率和质量。尽管东盟在“碳中和”时代具备极大的潜在需求，但东盟国家还未探索出成熟的绿色产业发展模式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以满足“碳中和”下的绿色发展质量和要求，也缺乏顶层设计与指导、绿色技术、金融工具和高质量第三方服务等。

东盟部分国家绿色产业领域范围较窄，根据东盟地区的地方绿色债券标准(GBS)，东盟目前的绿色融资项目覆盖面较窄，且金融体系和金融工具也面临着在起步阶段还未发展成熟，但却要尽快适应“碳中和”下各类产业转型目标的多种复杂矛盾。

同时，产业覆盖面的多元化也需要东盟改善绿色金融工具和服务缺乏创新与多元化的问题。若不提高绿色金融服务多样性，将无法实现东盟全产业经济的全面绿色转型升级，更不利于打造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及实现不同行业的横向绿色合作与同行业上下游的绿色纵向合作。具体来看，东盟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仅处在探索阶段，还无法在绿色产业中发挥政府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东盟也缺乏各类绿色金融必要的高质量服务基础，例如环境信息的数据披露能力，包括数字技术中软硬件和传输介质等方面的支持，以及相关信息技术行业的能耗与排放控制等，也缺乏成熟的风险预警与管理机制，和后期损失弥补机制。

建立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合作体系是21世纪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必经之路，中国与东盟在过去近十年内已逐渐建立起牢固的长期绿色合作机制，为2020年开启的全球“碳中和”绿色发展进程提供了战略基础。

第一，中国与东盟建立了绿色合作的高层战略框架。201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与东盟成员国环境主管部门在广西南宁发布了《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2016-2020年)》与《中国-东盟环境展望：共同迈向绿色发展》，为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环境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框架指导，具体包括在绿色政策上的对话交流机制、环境影响评估机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保护机制、环境产业新技术推动绿色发展机制等。2018年11月，《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发布，其中提出要“加强环保、水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合作，包括落实《中国-东盟环境保护战略(2016-2020)》”。中国与东盟的绿色合作是一项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与开放平台，多年来不断吸引各类专项资金、财政资金、社会资本的投入与支持。2021年，中国与东盟的绿色合作将迈向新阶段，并进入以国际“碳中和”为背景的低碳发展新台阶以及绿色跨境投融资新高度。

第二，中国与东盟积极开展环境合作论坛交流。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2016-2020)》与《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2016-2020)》等文件的指导下，中国与东盟开展的“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成为了双方在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对话平台。论坛自2011年10月首次在广西举办后，已连续成功举办了9届，历年主题涵盖了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绿色转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个方面，开展专家探讨、经验交流和信息共享，不断达成绿色发展的战略共识和子领域合作模式与框架。中国与东盟的环境合作论坛在持续提升深度和广度的同时，将成为双方探索绿色合作实践道路提供重要桥梁。

第三，中国与东盟推动“一带一路”与生态环保合作相结合。中国与东盟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早已达成共识，双方于2009年通过了《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2009-2015)》，在2011年联合制定了《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2011-2013)》。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已与东盟所有成员国政府签订了“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文件，积极开展战略对话与经济合作对接，现已成为东盟地区的重要投资者。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绿色发展理念始终贯穿其中，在“一带一路”顶层战略的指导下，生态环境合作与绿色产业投融资将作为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合作的新引擎。2019年5月，“中国-东盟生态环保合作周”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而在东盟各国正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将在构建绿色“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继续探索环境保护、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更务实与深入的战略合作。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绿色产业以及相关投融资活动是独立于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国际合作领域，气候治理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和未来，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为此，中国与东盟各国充分意识到绿色合作的重要性，不仅中国提出了2060年“碳中和”战略目标，东盟部分国家也相继提出了绿色低碳减排领域的长期政策，且广西作为与东盟开展绿色金融合作的先行者与示范者，以推动东南亚地区整体绿色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不断构建与升级开放、创新、包容、高效的绿色金融政策环境与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