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俊、贾馥玮：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
202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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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3期，于中国知网网络出版
摘要：2019年年底至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在湖北省爆发并向全国迅速蔓延。截至目前，在中央有力领导下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系统梳理了疫情发生后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国内外各界解决问题的相应举措，探讨如何通过财政金融、货币政策、社会治理、公共安全治理机制的完善等政策促进经济的恢复，金融如何发挥“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并对防范相关风险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疫情防控；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国家安全应急机制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2019 to the beginning of 2020, theNCP broke out in
Hubei Province and spread rapidl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Upto now,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epidemic
hasbeen phased control, but th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can not be
ignored. This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rough the impact of the
outbreak on the economyand the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iscusses how topromote economic recovery through
policies such as finance, monetary policy,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curity governancemechanisms, and how finance can
play the role of“ economic booster ”and“ socialstability mechanism”.
Last but not least,this paper put forward policyrecommendations to
prevent related risks.Key words: epidemic control; financial policy; fiscal policy;national security emergency mechanism2020年1月，新冠疫情的突发让所有人始料未及，春节期间大规模人员流动更是加快了疫情的传播。疫情对人民生命安全与经济发展造成了双重影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大、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短期来看，人员流动急速下降，交通、零售、酒店旅游、餐饮业、消费、仓储、邮政业房地产及建筑受到一定影响。2003年“非典”期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GDP同比增速从2002年第四季度的9.1%下滑至2003年第一季度的7.7%，第二季度更是进一步下滑至2.3%，住宿餐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也从2002年第四季度的12.3%下滑至2002年第二季度的7.4%。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布，今年1月25日至2月14日共发送旅客2.83亿人次，日均1348万人次，同比下降82.3%。房地产业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销售普遍处于停顿状态，开发业务复工进度缓慢。长期来看，假如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可能会对经济增速、失业率有长期负面影响，国内市场信心与预期也会受其影响从而传递到投资行为。目前，中央在疫情发生后迅速反应应对，采取多项举措逐步让疫情得到一定控制。考虑到疫情冲击下的替代性增长，创新性增长、增长的时滞和政府已经出台的稳增长系列措施的影响，如果2月底湖北以外地区疫情基本受控、湖北地区3月份出现拐点，那么疫情对我国经济影响会是阶段性、暂时的。如何有效对冲疫情的短期影响，有效平衡疫情控制与经济生产的矛盾值得综合权衡。
与“非典”疫情相比，本次疫情基本情况存在如下区别：一是重点区域不同，“非典”重灾区为广东、北京，分别是中国经济、政治的核心区，当年广东占全国经济11.5%的比例，北京占全国经济比例也有3.1%。而本次疫情中心武汉所在省份湖北占全国经济比例为4.6%，其中武汉占比为
1.6%，相比较来说影响稍小；二是时间控制不同，“非典”疫情于2002年12月开始，但控制较弱使得2003年4月份全面爆发，直至6月才结束，而本次疫情自2019年12月底发现，2020年1月下旬就开始严防严控，预计影响时间短于“非典”；三是经济体量方面，2019年底中国GDP总量水平已接近100万亿远超2003年水平，因此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强。四是就业压力需要有效解决。2020年我国应届大学生高达874万人，而“非典”所在的2003年不到200万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只有512万人，这也反映出稳就业需放在六稳之首，就业的压力需要各方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有效缓解。
与“非典”时期相比，本次新冠疫情面临的风险与政策应对也有所不同：一是杠杆率不同，我国目前企业杠杆率约为150%，高于2003年水平，说明企业面临偿债压力上升，违约风险提高。二是经济增长面临的形势不同，2003年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以及国企改革之后的新经济上升通道，而我国目前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加之国际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亟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当下经济对消费刺激和服务业的依赖度更强，根据生产法核算，服务业占我国GDP总量高达53%。四是目前我国处于三期叠加的阶段，面对冲击，需要更有效的宏观政策组合应对。建议财政政策应更为积极有效，包括财政赤字规模扩大，增加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等措施，以此来确保经济复苏。央行需进一步降息降准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加强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而此次新冠疫情的扩散对于美国、日本、韩国、伊朗、新加坡、意大利等国家的影响几何，对于全球经济、市场的传导机制，对汇率、金融市场、进出口、投资、消费和行业的冲击需要做好充分的研判。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是食品、汽车等商品的主要买家，在疫情影响下中国消费减少延缓进口，同时，由于此次疫情防控可能阻碍某些制造行业的生产，加之生产全球化的现状，某些零件供应的中断通过连锁反应传导到全球供应链，进一步影响进出口和全球贸易互通。疫情影响也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冲击，2月27日美欧股市全面下跌，28日沪深A股与港股开盘后也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如果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扩散可能会遏制全球经济增长。相关国家需要加强疫情防控方面的预警、合作和联动，包括建立疫情信息网络、医疗技术合作、出入境核查联动，通过全球平台对于有前景的疫苗和治疗药品及试验方案尽快达成共识等，有效降低风险共度时艰，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和稳定剂。从国际国家安全与应急机制来看，美国在911后建立起NRP国土安全运行中心，负责国家层面突发事件的协调处理，设置全天候跨部门组织与各级紧急行动中心协同应对国家突发事件。高科技综合集成应急平台行使了日常综合预测预警、形式通告、紧急处置等职能。同时，美国建立了“国家-州-地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应对体系，以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系统、地区/州医院应急准备系统和地方城市医疗应对系统为主体，形成一个立体化、多层次的综合性应急网络。对于重大突发事件，当总统宣布启动“联邦反应计划”时，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成为全部应急事件总协调，联合国防部、联邦卫生部、联邦环境保护局、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能源部共同建立危机应对体系，发挥联邦层面强有力的指挥功能。[1]
英国在内阁办公室设立国民紧急事务秘书处（CCS），作为国家应急管理办事机构，负责协调跨部门、跨机构的应急管理工作和紧急救援行动。该秘书处为国家应急管理事务的常设机构。政府根据《国内突发事件应急计划》对日常工作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各部门如何协作处理突发事件、不同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做出规划。
日本以内阁府为中枢，采取了整个政府集中应对的一元化管理体制。在纵向上实行中央、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防救灾组织管理，建立了各省、厅分工合作的应急机制。横向上，保健所与地方政府、警察、消防、医师协会、医疗机构、地方卫生研究所等都建立了协调关系。具有通过立法明确职责、简化应急管理层次、军队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注重组织保障、管理体系日常化的特点。
德国实行属地管理，以州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当遇到大型突发事件时，由事发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为核心领导协调与组织应急救援。战术指挥部在前方负责现场救援的具体实施，由专业救援机构与志愿者组织组成。两者分工明确，衔接紧密，提高救援效率。德国的国家安全事件应急管理有以下特点：一是健全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包括《民事保护法》、《灾难救助法》等，这些法律法规为政府实施应急处置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二是现代化的应急信息系统，危机预防信息系统集中向公众提供各种危机情况下如何采取防护措施的信息，同时，建立民事保护和灾难防护领域的内部信息网络来支持非同寻常的危险和损失发生时迅速的信息分析；三是社会化、专业化的应急组织系统，德国特别重视应急管理工作的社会化，社会力量极大地弥补了政府能力的不足，充分发挥社会、民间的力量，从而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应急管理网络。[2]
国际社会在应对此类突发事件时一般以中央政府作为核心负责机构，地方政府、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社会力量等作为辅助主体。应对措施通常为直接财政补贴支出、减税降费、提供贷款贴息、货币政策宽松、信贷担保机制、存量融资延期或利息减免、新增融资支持、社会援助等。为弥补突发事件带来的经济损失，政府部门通常要提供积极的经济财政支持，一般通过额外的政府债券或专项债券发行增加公共支持，有效调动社会资本也是恢复经济的重要良方。[3]协调防疫与经济生产二者关系是重中之重，金融则可起到一定协调作用。目前经济生产面临疫情影响企业复工复产、中小微企业生存、农业产品流通等压力，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均是这场抗“疫”的先锋力量。
宏观角度上，财政政策较为积极，减税和支出力度加大。2020年1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要求按防疫需要延长申报纳税期限；2月1日，国家财政部发文表示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个人和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日，国家财政部、海关总署及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对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2月6日公告显示企业与个人捐赠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单位和个体商户生产或购买的货物免征增值税，困难行业企业（交通、餐饮、住宿、旅游）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接结转年限延长，参加防疫的工作者所获补助或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截至2020年2月23日，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99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共安排255.2亿元。同时，还需关注短期内的信贷塌方风险，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放大的次生伤害风险，可发行特别国债弥补政府收支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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