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破解亚洲农业绿色转型瓶颈

2026-05-15　 来源：高金智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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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农业作为连接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核心部门，推动其可持续发展对于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具有基础性作用。亚洲是全球农业从业人口最多且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但该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受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等因素的制约，毁林种植、资源浪费、化肥农药过度使用等粗放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巨大破坏，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农业领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提升气候韧性在其中很多国家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绿色转型发展十分迫切。

2025年9月，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发布了《金融支持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对适用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绿色项目案例及金融支持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中国可以发挥的贡献进行了探讨。高金智库评论围绕“金融支持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绿色转型”主题，对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马骏进行了专访。

本次专访中，马骏将深入解析：亚洲农业转型的瓶颈在哪里？中国的购买力如何推动亚洲农业绿色化进程？供应链“链主”企业与标准互认如何协同发力？绿色金融如何支持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绿色转型？

受访者

马  骏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

SAIF

放眼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盟与南亚地区，为什么农业的绿色转型是整个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如此基础且紧迫的一环？

农业是连接社会、经济与环境三大领域的核心部门，它对于实现净零排放、无贫穷、零饥饿、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具有基础性作用。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在这些国家，农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0%—40%，农业仍在GDP中占有10%到25%不等的较大比重。

因此，推动这些国家农业部门绿色转型发展十分迫切。这背后是一个必须同时应对的双重挑战：首先，发展是第一要务。它们的农业部门普遍属于小农经济，长期面临生产方式传统、现代化程度低、生产效率和利润率低下的问题。改变这种落后方式是减少贫困、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其次，绿色转型刻不容缓。这些国家农业部门还面临严峻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如毁林、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等，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坏。同时，农业领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提升气候韧性在其中很多国家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SAIF

“小微主体”占绝对主导的结构特征，是如何影响或加剧转型挑战的？

这是一个关键的结构性问题。小农户和小微企业等小微主体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核心支柱。据FAO统计，东南亚地区70%—80%的农业生产由小农户完成。其中，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小农户在全国农户中的占比分别高达93%和89%。同时，大量小微企业活跃在农产品加工、流通、零售等环节，是价值链的中坚力量。

这些农业小微主体的确面临严峻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一是他们在改进农业投入品以及生产方式和技术，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时，面临资金投入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的瓶颈。二是他们难以满足农产品的可持续标准，如可追溯性相关要求。三是小农户亟须提高生产效率、利润率以及抗风险能力。相较于大型农场，小农户在面对价格波动等风险时更易遭受损失。这些因素都导致小农户难以稳定地提高收入，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他们用自有资金以及外部融资进行绿色转型的能力。因此，他们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应对绿色转型挑战，亟须外部支持以实现公正转型和包容性发展。

SAIF

您认为阻碍这些国家农业绿色转型真正取得进展的、最核心的“系统性瓶颈”是什么？

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业绿色转型进展缓慢，至少由于其面临两大关键瓶颈。

第一个瓶颈是缺乏可持续农产品的买家。市场需求不足导致可持续农业项目不具备可投资性，农户和企业也缺乏动力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土买家基础薄弱。例如，在东南亚本地市场对可持续棕榈油的消费吸纳率较低，这背后是政策支持不足、消费者意识不足，且对可持续溢价（平均贵20%—40%）的价格高度敏感等问题。二是国际市场需求同样有限。例如，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有机/可持续农产品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低于10%。这主要是因为各国现行的可持续农业标准体系存在很大差异，缺乏国际互认，同时也缺乏绿色贸易措施的支持。

第二个瓶颈是缺少绿色金融的支持。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在农业领域面临显著的绿色融资缺口。在国内，它们的绿色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具体表现为：农业领域的可持续金融标准不完善，如《东盟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对农业活动的界定还比较粗略；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尚未建立，在小农户和农业小微企业中这一信息缺口尤为严重；缺乏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在国际层面，除了标准和信息披露问题，国际绿色资金支持不足还因为：可持续农业项目规模小、分布分散、标准化程度低，这难以满足国际资金对于大额、标准化投资的偏好；同时，混合融资（通过公共资金或慈善资金撬动私人资本）机制在可持续农业领域的应用也严重不足。

SAIF

在推动亚洲农业绿色转型方面，中国可以发挥怎样的关键作用？

中国在推动亚洲农业绿色转型中之所以具有独特影响力，一个核心原因是它本身就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产品最大的买家。随着国内消费者对健康、安全、低碳以及具备可持续属性的食品需求不断上升，中国的进口结构正在经历显著的品质化和绿色化升级，这种需求端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亚洲生产端的行为。对于许多依赖农产品出口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而言，中国的消费趋势不仅意味着市场机遇，也意味着生产方式必须随之调整。

同时，中国企业在区域农食供应链中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部分大型农业和食品企业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产地布局不断深入，从长期采购、加工建设到物流体系搭建，这些企业逐渐具备了在供应链中担任“链主”的条件。它们通过稳定的采购关系、质量与环境标准的传导、产地协作及技术支持，使得当地生产体系开始向更加规范和可追溯的方向发展。虽然这些行动的直接目的仍是满足市场需求，但客观上已经对当地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绿色化的带动效应。

此外，中国与多国之间的可持续标准、认证体系和检验检疫合作也应不断推进。对于许多亚洲国家而言，进入中国市场最大的障碍并非生产能力，而是标准体系上的不一致。随着探索区域标准互认、流程优化和能力共建，未来将会有更多符合绿色标准的优质农产品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市场，进一步形成一个更稳定、透明、可持续的区域农业价值链。

从整体来看，中国通过其庞大的市场需求、链主企业逐步形成的供应链引领作用，以及区域标准协同，为亚洲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越来越关键的推动力。

SAIF

中国企业作为供应链“链主”发挥带动作用的模式为何重要？

在农业领域，链主企业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既是最大的采购者，又掌握着加工、物流以及终端渠道，这使得它们具备向上游生产者传导标准、技术和管理要求的能力。

例如，中粮在东南亚推进的木薯合作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链主模式。当地农户过去种植方式粗放、缺乏环保意识，也很难接触到国际价值链，但通过“合同农业+技术指导+稳定收购”的模式，企业不仅提供了可信的市场预期，也通过农艺培训、投入品规范管理和供应链透明度要求，引导农户逐步向低化肥、低农药、合规用地等绿色方向转型。最终，对当地而言，这是提高产品品质和附加值的机会；对中国企业而言，则是保障绿色原料稳定供应的必要条件。

类似情况也广泛存在于咖啡、水果、水产等行业。中国企业进入之后，往往不仅是“买”，而是连同产地加工、冷链体系、溯源系统一起建设起来，使整个价值链从分散的小农生产迈向更加现代化、规范化的模式。对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有没有稳定买家”往往比“能不能生产得出来”更关键，中国链主企业的出现正在补齐这一短板。

SAIF

与贸易带动相比，绿色金融在推动亚洲农业绿色转型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贸易能够提供外部市场和收入激励，但要真正推动绿色转型，仍然离不开金融工具的支持。亚洲大量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小农户和中小企业⸺要实现低碳、绿色和可追溯生产，往往需要在灌溉系统、加工设备、冷链物流、认证流程等方面进行投入，而这些投资本身具有周期长、收益不明确等特点，很难通过传统商业贷款获得融资。中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无论是绿色贷款、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还是绿色债券、混合融资，都可以在亚洲农业场景中找到对应的应用空间。

可以说，中国的绿色金融经验若能与亚洲国家的农业场景结合，将有望缓解区域长期存在的融资瓶颈，加速绿色项目落地。

SAIF

亚洲是否已经出现且未来具有广泛复制潜力的绿色金融创新？

目前，我们观察到的创新实践，已经展示了绿色金融在农业领域的可操作性与可扩展性。例如，在供应链金融方面，越来越多的机构探索将减排、节水、减少化肥使用等指标纳入农业贷款契约；在达到既定可持续目标后，企业即可获得利率优惠，这种做法对农企和小农户有极强的激励作用。蓝色贷款则通过支持绿色水产养殖、低碳冷链和渔业资源监测技术，正在改变海洋渔业过去粗放发展的方式。在混合融资案例中，柬埔寨的可持续稻米项目特别具有代表性，项目通过风险分担结构引入私人资本，实现了从种植到加工再到出口的全链路绿色升级，为东南亚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参考的模式。

此外，以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为核心的项目，如以黑水虻处理农食废弃物并开发碳信用，也展现出新的商业模式和收益来源。它不仅改善环境、降低废物处理成本，还通过碳减排收益和新型饲料生产提高项目盈利能力，适合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复制推广。

这些创新虽然各有侧重，但共同特点是：绿色目标明确，可衡量、可追踪，且能够与金融工具有机结合。因此，它们不仅是案例，更是未来可能形成系统性影响的样板。

SAIF

哪些创新的合作机制可以推动区域农业绿色转型，机制如何克服现有的合作障碍？

我认为有三项机制尤为关键：首先，探索在RCEP框架下建立“绿色贸易机制”。通过降低RCEP区域内可持续农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设立快速通关通道，让符合标准的绿色产品能更顺畅地跨境流动。这个机制直指当前亚洲各国标准不互认、认证流程烦琐的痛点。该机制直接针对当前亚洲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农产品因标准不统一、认证流程烦琐导致的“好产品进不来”困境，通过简化跨境贸易流程降低成本，激发中国作为最大进口国的采购潜力。

其次，建议推动亚洲自愿碳市场互联互通。通过推动自愿碳市场的标准趋同和基于《巴黎协定》第6.2条的双边和多边交易，许多农业减排项目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产生的碳信用可以在区域内流通，由较高收入的经济体来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农业项目可以因此增加收入，或者可以用碳信用收入作为抵押获得融资。这不仅能给参与转型的小农户带来额外收入，还能吸引更多私人资本进入农业绿色领域。

最后，应鼓励人民币资金参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农业项目。与美元相比，人民币的融资成本更低，近年来境外主体大量通过发行熊猫债和点心债融资就是很好的证明。另外，中国在支持亚洲“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项目时，可以更多考虑由境内银行用人民币向中资企业提供贷款，然后由这些中资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股权投资）的形式参与境外项目。与过去常见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主体（政府或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借款的方式相比，“借人民币进行股权投资”的做法可大幅降低融资成本，从而提高项目的经济性、降低其信用风险，同时破解一些国家由于负债率过高而难以继续举债的困境。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农业领域，这些思路应该得到更多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