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型绿色发展决定绿色金融方向。中国的绿色发展是政策主导型的绿色发展，绿色金融具有鲜明的政策主导特征，皆是由绿色发展的外部性特征和中国社会治理结构所决定。个人、民间治理力量、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参与方，从层次和力度而言，当然是政府的治理能力最强、效果最明显。

首先，个人作为直接受损害的利益主体，某些时候虽然也会表现出强大的反抗力，会采取诸如上访、起诉和组织群体性抗议等方式表达异议。但总体上个体的力量仍然较为弱小，维护个人和社区公共利益的成本较高。

其次，中国民间治理能力仍有待发展。2015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后，允许环境公益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全国有1000多家社会组织具备法律和相关解释规定的起诉资格，迄今真正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机构数量只占合格社会组织数量的很小比例。

再次，自上而下体现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过往四十年取得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的世界奇迹，是在强政府统领下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实现的。对治理负外部性突出的环境社会问题，政府推动比市场约束更加有力，相对其他国家的久议不决、效率低下，中国的绿色发展、绿色金融都体现了鲜明的制度优势。由于负外部性在广义上损害了公众的公共利益，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是广大人民公共利益的代表，所以在遏制负外部性上，相对一般个人和民间组织，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解决环境社会问题，本质是提供可持续的公共服务。

“人民有信仰”亟待投资者教育。在可以制度化形成约束的领域，自上而下快速建立完整的政策体系，是政府主导型体制的明显优势，但从长期来看，绿色金融更需要的是负责任的投资者。在金融投资方面，储户、普通投资者等资金的真正拥有者以及进行投融资决策的机构主体，由于很少会受到环境和社会风险项目的直接影响，会更倾向于从资金运用的回报和安全性方面做出投融资决策。这样的理性投资者虽然也会投资于满足合规要求、收益和风险符合预期的绿色产品，但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负责任投资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就初心和本意而言，负责任投资应是关于利他主义的投资。国际上，责任投资起源于由宗教信仰而来的伦理投资，拒绝军火、烟酒等与宗教信仰相悖的特定行业。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权运动、公众环保运动和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兴起，在资本行业催生了相应的投资理念，即在投资选择中开始强调劳工权益、种族歧视及性别平等议题。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加剧，关注碳排放和环境保护成为ESG投资的重要特征，影响一大批基金、养老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方向。ESG信息整合、ESG指标框架以及ESG投资策略开始加速发展。可以说，在国际上，很多投资者经过持续的社会教育，关注投资标的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已经成为投资者的“宗教信仰”。如果投资标的存在ESG风险，即使投资收益十分可观，伦理投资者也将拒绝投资。对于环境友好型绿色投资，如绿色债券，伦理投资者愿意以更高的价格（更低的预期收益率）买入，将部分利益转让给融资企业。这是负责任投资者具有某种真正的公共精神的体现。

其次，关于中国负责任投资者的教育方向不应偏离主线。目前，国内许多研究者，特别是ESG投资指数的设计者，一直在尝试证明一件事，即有环境和社会风险的企业，相比其他企业有更高财务损失的可能。而关注环境和社会风险的企业，会获得更高的超额回报率。用收益来“引诱”投资者去投ESG表现好的标的，回避ESG表现差的标的，完全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但其前提是作恶的人被惩罚，作善的得到奖励，奖惩能否实现，取决于其他制度能否有效实施。这种导向当然是ESG推广部门的无奈之举，因为中国的大多数投资者是没有“信仰”的，除了赚钱，不太关心其他事情，所以中国的绿色债券很难以低的预期收益率发行出去。热衷ESG的机构，很多是为了吸引国外投资者，因为MSCI等指数纳入了中国上市公司。不能建立正确的负责任投资导向，中国绿色金融，包括绿色投资和绿色信贷，长远来看，很难在全球治理上发挥真正的引领作用。

再次，就国情而言，中国已经发展到开展投资者教育的阶段。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十九大报告还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每个人在期望绿水青山的时候，也都应当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易卜生在《人民的敌人》中说，“一个集体就像一艘船——每个人都应该做好掌舵的准备。”负责任投资的本意应在于此。投资者教育应当从儿童开始，从对环境社会风险敏感的人群中开始，逐步推广到全社会。只有当所有资金的真正拥有者用钱投票，资金的管理者也才有充足的动力去评估、筛选出那些ESG表现好的项目和企业，排除掉会带来负外部性的项目和企业。绿色金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金融。